，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七节许思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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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统治阶层中，未尝没有关心民瘼的清官，如明代的海瑞，本朝之于成龙，张伯行，视被统治者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这种人，似不为官场主流所容。而且，这些被小民念念不忘的清官，总是极少数。以生物学上的概念，好的和坏的，总是少数，常态却是中庸。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也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就是一直强调的人的本姓为自私。社会的组织，总是将利益与一部分人同，与另一部分或多部分反。这就需要统治者的尽都督之责。但社会分工既细，人口繁衍又如此之多，社会之等级或者阶级，越来越复杂，督责之重便是个大问题了。督责本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亦是其责任。但办任何事，官僚阶级都免不了剥削小民而自利，这就勤勉的官吏不免总是得罪人，倒不如少办事或不办事来的稳妥些。想通了这一节，便明了为什么政治习俗总是取消极姓了。”
这倒是有趣。许文夫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自思算是龙谦所言统治阶级的人，家里有数百亩好田，还在工厂和商号中占着股份。再思同僚，似乎都是一样阶级的人。
“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或统治阶级行放任政策，**还能长久些，若是取激进政策，内部便先反了。所以，如宋代之王荆公类，总是少之又少。此等人，既不为官僚阶级所喜，亦不为最高统治者所喜，曰子很是艰难。明代冯梦龙有一部小说集，其中便有对王安石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因为政治上有此种但求无过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阶级采取的政治态度总是这样，第一，不办事，第二，但求免于督责，第三，督责所不及，便采取作弊的法子……”
低下一阵轻笑。许文夫几乎要笑出来。龙谦总结的官场三态颇为传神，他接手山东大学堂后所经历正是如此。
“不办事的方法，第一，推诿，就是干脆不办，或交给别人办。第二，延宕，就是将事情拖下来，希冀其自行消灭。官场的办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求免于督责，就是采取所谓说官话的手段，听起来完全正确，实际上都是废话空话，于事毫无所补。作弊乃是求自利，是阶级与个体的本姓，历来如此，统治者作弊，被统治者一样作弊……
“各种政治，总是要先有了钱，才能举办。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但本朝最重要的赋税乃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即力役。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于是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也就是官府收了钱再雇人办事。而所谓折纳钱者，也不是向应该服役的人征收，而是设法将全县丁额，摊牌于有田之家，此所谓摊丁入亩。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本朝各县丁税，实际是有丁额的，并不会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圣祖于康熙五十一年颁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此，地丁两税便正式合二为一了……官府运作是要依赖资金支持的，税收为其正项来源。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比如列强之侵略，整军备战，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所以，为应对局势之变化，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以增加税源。鄙以为，文明社会之标志，可用税源来观察，社会愈进步，田税的比例愈低，直至彻底消除田税。朝廷施行新政，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大力兴办实业……含义正在于此。”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一是维持国内的秩序，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此两个目的，于是便有了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和平年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一种以兵的名义吃饷的群体，基本没有战斗力。回顾历史上各朝各代承平时代的军队，概莫能外。因为既无对立的外敌，又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势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都不会预期去打仗，于是建国初期强大精悍的军队迅速了。但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用兵的目标，兵锋自然会转向内部，这又是最高统治者所最为畏惧的。因此绝对不敢加以整顿军队。所以，中国历史上，内乱既起，国家往往无可用之兵，要经过相当的阶段，新组建的军队才能发挥作用，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和建设，从而发展成长为新的强军。洪扬之乱与湘淮军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子……”
许文夫有些瞠目了。这是很敏感的话题。朝廷编练新军的声势造的很大，天下皆知。他这边讲对外对内的运用之妙，虽说是有道理，但听起来却很刺耳。第五镇刚刚举行了震动济南府的阅兵，如此强军，对内乎？对外乎？
龙谦继续讲，“至于刑法，在中国，维持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人犯了罪，是社会制裁而不是法律制裁。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取放任主义而造成的政斧的软弱无力，也有因地域广大，各地风俗不同，难以用一种法律。所以，习惯便逐渐取代了法律。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地方上的恶势力总是难以清除，如宗法处置等……
“由于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而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对历史知识，素多储备，故尚能得力。大多数人不习历史，恰如不习谱而妄行棋，则成败利钝，绝无把握，遂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的确，近代中国读书人因文化竞争失败，竞相学习西方。从西学为用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脚点一失去，就出现了国中人物‘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历史，要大家都学习才行。曾国藩的时代，全国大多数士人都还未失其故，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而现在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已不习历史，即使如在座诸君，或许对自身历史产生了怀疑，自然难以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我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西方列强的时候，必须立足于我们自身实际，盲目的照搬照抄是不行的……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希望在座的学子们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后，对当今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诸君千万不要认为龙某所讲的这番话就是正确唯一的东西。说实话，龙某回国迄今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根本谈不上权威的认识。但是，不明政治之情状，万难应付政治之影响。以上就是我的演讲，班门弄斧了，谢谢大家。”
说完，龙谦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许文夫第一个站起来热烈鼓掌。或许是出于礼貌，或许是真心，台下掌声还算热烈。
待掌声平息，许文夫拦住走下讲台的龙谦，“谢谢龙将军精彩独到的演说。请将军留步，下面还有问题请教。”
紧接着站起来一个梳着辫子的老者，辫梢已经花白，留着一副漂亮的银髯，**着一口苏州口音，“鄙人焦隐菊，是西文系的教习。刚才听了龙将军对于政治的解释，深表钦佩。请问提督大人，你对新式大学如何理解哪？”(未完待续。)
当然，统治阶层中，未尝没有关心民瘼的清官，如明代的海瑞，本朝之于成龙，张伯行，视被统治者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这种人，似不为官场主流所容。而且，这些被小民念念不忘的清官，总是极少数。以生物学上的概念，好的和坏的，总是少数，常态却是中庸。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也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就是一直强调的人的本姓为自私。社会的组织，总是将利益与一部分人同，与另一部分或多部分反。这就需要统治者的尽都督之责。但社会分工既细，人口繁衍又如此之多，社会之等级或者阶级，越来越复杂，督责之重便是个大问题了。督责本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亦是其责任。但办任何事，官僚阶级都免不了剥削小民而自利，这就勤勉的官吏不免总是得罪人，倒不如少办事或不办事来的稳妥些。想通了这一节，便明了为什么政治习俗总是取消极姓了。”
这倒是有趣。许文夫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自思算是龙谦所言统治阶级的人，家里有数百亩好田，还在工厂和商号中占着股份。再思同僚，似乎都是一样阶级的人。
“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或统治阶级行放任政策，**还能长久些，若是取激进政策，内部便先反了。所以，如宋代之王荆公类，总是少之又少。此等人，既不为官僚阶级所喜，亦不为最高统治者所喜，曰子很是艰难。明代冯梦龙有一部小说集，其中便有对王安石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因为政治上有此种但求无过的趋势，这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阶级采取的政治态度总是这样，第一，不办事，第二，但求免于督责，第三，督责所不及，便采取作弊的法子……”
低下一阵轻笑。许文夫几乎要笑出来。龙谦总结的官场三态颇为传神，他接手山东大学堂后所经历正是如此。
“不办事的方法，第一，推诿，就是干脆不办，或交给别人办。第二，延宕，就是将事情拖下来，希冀其自行消灭。官场的办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求免于督责，就是采取所谓说官话的手段，听起来完全正确，实际上都是废话空话，于事毫无所补。作弊乃是求自利，是阶级与个体的本姓，历来如此，统治者作弊，被统治者一样作弊……
“各种政治，总是要先有了钱，才能举办。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但本朝最重要的赋税乃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即力役。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于是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也就是官府收了钱再雇人办事。而所谓折纳钱者，也不是向应该服役的人征收，而是设法将全县丁额，摊牌于有田之家，此所谓摊丁入亩。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本朝各县丁税，实际是有丁额的，并不会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圣祖于康熙五十一年颁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此，地丁两税便正式合二为一了……官府运作是要依赖资金支持的，税收为其正项来源。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比如列强之侵略，整军备战，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所以，为应对局势之变化，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以增加税源。鄙以为，文明社会之标志，可用税源来观察，社会愈进步，田税的比例愈低，直至彻底消除田税。朝廷施行新政，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大力兴办实业……含义正在于此。”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一是维持国内的秩序，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此两个目的，于是便有了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和平年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一种以兵的名义吃饷的群体，基本没有战斗力。回顾历史上各朝各代承平时代的军队，概莫能外。因为既无对立的外敌，又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势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都不会预期去打仗，于是建国初期强大精悍的军队迅速了。但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用兵的目标，兵锋自然会转向内部，这又是最高统治者所最为畏惧的。因此绝对不敢加以整顿军队。所以，中国历史上，内乱既起，国家往往无可用之兵，要经过相当的阶段，新组建的军队才能发挥作用，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和建设，从而发展成长为新的强军。洪扬之乱与湘淮军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子……”
许文夫有些瞠目了。这是很敏感的话题。朝廷编练新军的声势造的很大，天下皆知。他这边讲对外对内的运用之妙，虽说是有道理，但听起来却很刺耳。第五镇刚刚举行了震动济南府的阅兵，如此强军，对内乎？对外乎？
龙谦继续讲，“至于刑法，在中国，维持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人犯了罪，是社会制裁而不是法律制裁。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取放任主义而造成的政斧的软弱无力，也有因地域广大，各地风俗不同，难以用一种法律。所以，习惯便逐渐取代了法律。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地方上的恶势力总是难以清除，如宗法处置等……
“由于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而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对历史知识，素多储备，故尚能得力。大多数人不习历史，恰如不习谱而妄行棋，则成败利钝，绝无把握，遂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的确，近代中国读书人因文化竞争失败，竞相学习西方。从西学为用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正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故。自身的立脚点一失去，就出现了国中人物‘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历史，要大家都学习才行。曾国藩的时代，全国大多数士人都还未失其故，所以他们尚能占据中心，而现在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已不习历史，即使如在座诸君，或许对自身历史产生了怀疑，自然难以占据那空虚的中间主干之位……我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习西方列强的时候，必须立足于我们自身实际，盲目的照搬照抄是不行的……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希望在座的学子们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后，对当今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诸君千万不要认为龙某所讲的这番话就是正确唯一的东西。说实话，龙某回国迄今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根本谈不上权威的认识。但是，不明政治之情状，万难应付政治之影响。以上就是我的演讲，班门弄斧了，谢谢大家。”
说完，龙谦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许文夫第一个站起来热烈鼓掌。或许是出于礼貌，或许是真心，台下掌声还算热烈。
待掌声平息，许文夫拦住走下讲台的龙谦，“谢谢龙将军精彩独到的演说。请将军留步，下面还有问题请教。”
紧接着站起来一个梳着辫子的老者，辫梢已经花白，留着一副漂亮的银髯，**着一口苏州口音，“鄙人焦隐菊，是西文系的教习。刚才听了龙将军对于政治的解释，深表钦佩。请问提督大人，你对新式大学如何理解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