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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怪人,盛世出狂人。
之前,觉得号称“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本领证明你是王八蛋”的李敖狂得有型。读了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才发现,就“狂”而言,李敖还不是第一名。
李敖说:“前数五十年,后数五百年,中国写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刘文典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不然。
李敖写书100余本,96本被禁,骂过3000余人,约有99%的被骂者曾经反驳和正在反驳。李敖不得不感叹:“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刘文典的著作收于刘文典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精装32开本),仅一套,不过3684页,但篇篇有分量;骂过的人也不多,但都骂得人家低头不语。
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十分恼怒,责令40岁的校长刘文典亲到南京说明。刘文典素来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对老蒋的措辞极为愤懑:“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更是愤怒:“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随即,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定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他关了监狱,还扬言要“解散安大”后经蔡元培、陈立夫等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1993年,东吴大学校长、蒋介石嫡孙章孝慈亲自为李敖发出教授聘书。按说,李敖出狱后谋得这份“正式职业”应当感谢章孝慈。没想到,9月开学,李敖上课那天,竟是以骂章孝慈的爷爷蒋介石、爸爸蒋经国开场,然后才进入正题。此后,李敖骂老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同样挨骂的老蒋,感受绝不一样。谁都看得出,搀杂其中的私人恩怨,大大影响了李敖的发挥,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比刘文典骂得酣畅淋漓。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自然难入他的视野,也不会正视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更是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立刻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更有甚者,一次跑防空警报,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李敖也骂同骖,逮谁骂谁。女作家三毛自杀以后,李敖也没忘骂上两句,著文批判“三毛式的伪善”称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让众多三毛迷们如鱼刺在喉。平心而论,三毛并不完美,或许还有人格缺陷,但拿一个刚刚死去的女人开涮,实在骂不出刘文典那种激情。
何况,刘文典骂人还有那么多喜剧元素,常常是骂与被骂都能释怀,观者则忍俊不禁。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一段时间,久未谋面,甫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陶光“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光莫名其妙,正要怒目反击,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文典哪须靠陶光成名成家?但这番幽默确让陶光很受用,几乎破涕为笑。刘文典发过火,也释然,热情挽留陶光吃晚饭。
这就是“怪人”或者“狂人”刘文典。他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捧场作序,也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这样一个大学问家站在面前,我只有倍感卑微和羞惭。因为他所校勘的那些古籍,我几乎一本也未读过,就连刘文典全集也是读得云里雾里,难怪有那么多人要被他骂了,活该。
还好,我在读这本狂人刘文典。尽管历史的烟尘弥漫,已难分辨隔着数十年光阴的历史碎片,但从一个“怪人”和“狂人”的背影中,我仍读出了一代学人的坚守,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而这些,或许正是今天我们渴望回归的东西。
乱世出怪人,盛世出狂人。
之前,觉得号称“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本领证明你是王八蛋”的李敖狂得有型。读了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才发现,就“狂”而言,李敖还不是第一名。
李敖说:“前数五十年,后数五百年,中国写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刘文典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不然。
李敖写书100余本,96本被禁,骂过3000余人,约有99%的被骂者曾经反驳和正在反驳。李敖不得不感叹:“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刘文典的著作收于刘文典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精装32开本),仅一套,不过3684页,但篇篇有分量;骂过的人也不多,但都骂得人家低头不语。
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十分恼怒,责令40岁的校长刘文典亲到南京说明。刘文典素来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对老蒋的措辞极为愤懑:“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更是愤怒:“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随即,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定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他关了监狱,还扬言要“解散安大”后经蔡元培、陈立夫等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1993年,东吴大学校长、蒋介石嫡孙章孝慈亲自为李敖发出教授聘书。按说,李敖出狱后谋得这份“正式职业”应当感谢章孝慈。没想到,9月开学,李敖上课那天,竟是以骂章孝慈的爷爷蒋介石、爸爸蒋经国开场,然后才进入正题。此后,李敖骂老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同样挨骂的老蒋,感受绝不一样。谁都看得出,搀杂其中的私人恩怨,大大影响了李敖的发挥,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比刘文典骂得酣畅淋漓。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自然难入他的视野,也不会正视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更是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立刻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更有甚者,一次跑防空警报,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李敖也骂同骖,逮谁骂谁。女作家三毛自杀以后,李敖也没忘骂上两句,著文批判“三毛式的伪善”称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让众多三毛迷们如鱼刺在喉。平心而论,三毛并不完美,或许还有人格缺陷,但拿一个刚刚死去的女人开涮,实在骂不出刘文典那种激情。
何况,刘文典骂人还有那么多喜剧元素,常常是骂与被骂都能释怀,观者则忍俊不禁。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一段时间,久未谋面,甫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陶光“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光莫名其妙,正要怒目反击,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文典哪须靠陶光成名成家?但这番幽默确让陶光很受用,几乎破涕为笑。刘文典发过火,也释然,热情挽留陶光吃晚饭。
这就是“怪人”或者“狂人”刘文典。他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捧场作序,也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这样一个大学问家站在面前,我只有倍感卑微和羞惭。因为他所校勘的那些古籍,我几乎一本也未读过,就连刘文典全集也是读得云里雾里,难怪有那么多人要被他骂了,活该。
还好,我在读这本狂人刘文典。尽管历史的烟尘弥漫,已难分辨隔着数十年光阴的历史碎片,但从一个“怪人”和“狂人”的背影中,我仍读出了一代学人的坚守,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而这些,或许正是今天我们渴望回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