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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他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项事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身心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却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都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毕恭毕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不起他。但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他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朱观定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载，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书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但是他身上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皇帝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他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功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戴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伏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失手是在正德九年（1514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最终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伏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轮流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哥们儿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犷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职责里的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孝宗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事情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大臣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次包围了朱厚照。《明武宗实录》记载，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行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谷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明武宗实录》记载，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
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他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项事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身心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却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都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毕恭毕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不起他。但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他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朱观定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载，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书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但是他身上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皇帝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他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功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戴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伏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失手是在正德九年（1514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最终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伏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轮流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哥们儿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犷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职责里的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孝宗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事情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大臣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次包围了朱厚照。《明武宗实录》记载，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行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谷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明武宗实录》记载，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