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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财,水患却没能根治。脱脱复相后,“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而意见分歧很大。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固北堤,其用功省;二是疏塞并举,使河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
十一年(1351)四月,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威廪节度,便宜兴缮。二十二日开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脱脱力排众议,独任贾鲁,治河大功告成,蒙赐号世袭答剌罕。后期所行二事,一败一成。
时,颍上红巾军起。十二年(1352),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自请往讨。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与所统兵俱发。破其外城,芝麻李遁走。十四年(1354),讨张世诚于高邮。
顺帝听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以“老师费财”之过削其官爵,安置淮南。十五年(1355),又诏流于云南,行至腾冲。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
脱脱死后,顺帝在哈麻引寻下,安于淫逸享乐,政事废弛,元朝走向了灭亡。
注释1《元史·脱脱传》。
2《元史·伯颜传》。
34《<庚申外史>笺证》。
5此据《<庚申外史>笺证》所载。《元史》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
6《元史·苏天爵传》。
7《元史·顺帝三》。
8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
9邱树森《妥欢帖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0《元史·顺帝四》。
《元史·喃帝五》。
《元史·食货五》。
《元史·河渠三》。
第三十五章
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起事于台州,桑众海上。
方国珍,江浙行省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黄岩人。浮海贩盐为业。家世业农,佃种为生。父亲柔良,每为田主所欺。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后行。谷珍(即国珍——引者注,下同)父为佃户,过于恭主。谷珍兄弟四人既长,谷珍谓父曰:‘田主亦人尔,何恭如此?’……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渐裕,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仆至其家,盛馔宴主,先以美酝醉死其仆,而主亦醉死焉,皆醢其尸于酒瓮。”日久,事渐露,为主家所告,官府遣人往捕,遂杀捕者,起事1。
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一军皆没,朵儿班只被俘,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朝廷剿抚意见分歧,暂从其请,授官庆元定海尉。国珍回故里,而聚兵不解。
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泄私愤,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与元军周旋,希冀以造反的方式,扩充实力,邀官请赏。十年(1350),进攻近海州县借粮,俘元帅扈海,进而进攻温州。烧掠沿海州县后,再入海。
十一年(1351),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今浙江宁波)。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进驻温州,讨方国珍。泰不花招募知天文、地理、兵机、战策之士。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与庆元约,于六月南北夹击,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至朝,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俘,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七月,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设巡防千户所,以方国珍兄弟为长、贰,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由朝廷发给官、兵粮饷,国珍再降。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遣散招募的兵众,拘收船只、兵器。
时红巾军起,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方国珍疑惧,又叛。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国珍益疑,以舟突袭海门,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船触沙,不能行,与国珍遇,战死。
十二年(1352),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八方国珍攻台州,被也忒迷失、黑的儿击退。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他常以袭击的方式,俘虏元朝官、将,为自己请降,乘机要求官赏。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影响漕运;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故每欲招降。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
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又降。十月,授国珍徽州路治中,兄国璋广德路治中,弟国瑛信州路治中,令交出船只,遣散兵众,督促赴任。国珍疑惧,不受命。遂拥船千艘,据海道,阻绝粮运。
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获罪。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以纳麟哈剌为元帅,备御方国珍。纳麟哈剌治铠仗,理舟楫,运粮饷,以给军用。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
至此,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至正十五年(1355),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十六年,方国珍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
十七年(1357),受江浙行省命率温、台、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十八年(1358),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五月,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为朝廷所倚重,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北上余姚、上虞,控地与张士诚接。
时,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十二月,遣人招谕方国珍。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于是在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小明王龙凤五年)致书朱元璋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壤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雍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州,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影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夙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2于是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三月,再遣使献温、台、庆元三郡,并以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却还其质子,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右丞,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院。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心持两端。觇伺成败”3。十月,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国珍为平章,朝廷“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4。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伯颜帖木儿“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
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既受朱元璋官印,又依旧奉至正年号,运江南粮以助元。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无力对浙东用兵,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以威势暂事羁縻。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以成犄角之势,暗中与朱元璋抗衡。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控制着温、台、庆元地区,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朱元璋回报以纱绮、鞍辔。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进位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称待朱元璋取杭州,即纳地降吴。
九月,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败其弟国瑛,克台州。十月,朱亮祖下温州。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十一月,汤和攻下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军追袭,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其部将徐元帅等降,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明洪武元年,方国珍至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洪武七年(1374)死于南京。
注释1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转引自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琅编》,中华书局,1985年。
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明史》等载,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被后者告至官。官兵追捕急,遂亡入海。此说显系国珍自述,或当有所回避。
2《明太祖实录》卷七。
3刘辰《国初事迹》。
4《元史·食货志》。
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2。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40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3。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4。
、资财,水患却没能根治。脱脱复相后,“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而意见分歧很大。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固北堤,其用功省;二是疏塞并举,使河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
十一年(1351)四月,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威廪节度,便宜兴缮。二十二日开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脱脱力排众议,独任贾鲁,治河大功告成,蒙赐号世袭答剌罕。后期所行二事,一败一成。
时,颍上红巾军起。十二年(1352),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自请往讨。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与所统兵俱发。破其外城,芝麻李遁走。十四年(1354),讨张世诚于高邮。
顺帝听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以“老师费财”之过削其官爵,安置淮南。十五年(1355),又诏流于云南,行至腾冲。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
脱脱死后,顺帝在哈麻引寻下,安于淫逸享乐,政事废弛,元朝走向了灭亡。
注释1《元史·脱脱传》。
2《元史·伯颜传》。
34《<庚申外史>笺证》。
5此据《<庚申外史>笺证》所载。《元史》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
6《元史·苏天爵传》。
7《元史·顺帝三》。
8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
9邱树森《妥欢帖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0《元史·顺帝四》。
《元史·喃帝五》。
《元史·食货五》。
《元史·河渠三》。
第三十五章
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起事于台州,桑众海上。
方国珍,江浙行省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黄岩人。浮海贩盐为业。家世业农,佃种为生。父亲柔良,每为田主所欺。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后行。谷珍(即国珍——引者注,下同)父为佃户,过于恭主。谷珍兄弟四人既长,谷珍谓父曰:‘田主亦人尔,何恭如此?’……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渐裕,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仆至其家,盛馔宴主,先以美酝醉死其仆,而主亦醉死焉,皆醢其尸于酒瓮。”日久,事渐露,为主家所告,官府遣人往捕,遂杀捕者,起事1。
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一军皆没,朵儿班只被俘,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朝廷剿抚意见分歧,暂从其请,授官庆元定海尉。国珍回故里,而聚兵不解。
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泄私愤,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与元军周旋,希冀以造反的方式,扩充实力,邀官请赏。十年(1350),进攻近海州县借粮,俘元帅扈海,进而进攻温州。烧掠沿海州县后,再入海。
十一年(1351),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今浙江宁波)。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进驻温州,讨方国珍。泰不花招募知天文、地理、兵机、战策之士。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与庆元约,于六月南北夹击,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至朝,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俘,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七月,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设巡防千户所,以方国珍兄弟为长、贰,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由朝廷发给官、兵粮饷,国珍再降。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遣散招募的兵众,拘收船只、兵器。
时红巾军起,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方国珍疑惧,又叛。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国珍益疑,以舟突袭海门,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船触沙,不能行,与国珍遇,战死。
十二年(1352),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八方国珍攻台州,被也忒迷失、黑的儿击退。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他常以袭击的方式,俘虏元朝官、将,为自己请降,乘机要求官赏。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影响漕运;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故每欲招降。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
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又降。十月,授国珍徽州路治中,兄国璋广德路治中,弟国瑛信州路治中,令交出船只,遣散兵众,督促赴任。国珍疑惧,不受命。遂拥船千艘,据海道,阻绝粮运。
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获罪。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以纳麟哈剌为元帅,备御方国珍。纳麟哈剌治铠仗,理舟楫,运粮饷,以给军用。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
至此,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至正十五年(1355),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十六年,方国珍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
十七年(1357),受江浙行省命率温、台、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十八年(1358),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五月,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为朝廷所倚重,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北上余姚、上虞,控地与张士诚接。
时,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十二月,遣人招谕方国珍。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于是在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小明王龙凤五年)致书朱元璋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壤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雍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州,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影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夙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2于是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三月,再遣使献温、台、庆元三郡,并以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却还其质子,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右丞,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院。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心持两端。觇伺成败”3。十月,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国珍为平章,朝廷“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4。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伯颜帖木儿“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
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既受朱元璋官印,又依旧奉至正年号,运江南粮以助元。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无力对浙东用兵,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以威势暂事羁縻。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以成犄角之势,暗中与朱元璋抗衡。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控制着温、台、庆元地区,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朱元璋回报以纱绮、鞍辔。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进位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称待朱元璋取杭州,即纳地降吴。
九月,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败其弟国瑛,克台州。十月,朱亮祖下温州。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十一月,汤和攻下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军追袭,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其部将徐元帅等降,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明洪武元年,方国珍至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洪武七年(1374)死于南京。
注释1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转引自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琅编》,中华书局,1985年。
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明史》等载,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被后者告至官。官兵追捕急,遂亡入海。此说显系国珍自述,或当有所回避。
2《明太祖实录》卷七。
3刘辰《国初事迹》。
4《元史·食货志》。
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2。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40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3。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