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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中正“拔刀相见”，蒋中正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中正的政治伎俩，所有的地方势力的人心中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中正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中正为一件事会记上十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民国二十四年蒋中正找了个借口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霓虹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中正、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三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民国二十五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但是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霓虹军更加变本加厉，几乎天天找他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而南京政府已经公然宣称要抗战到底，绝不跟霓虹军妥协。在两面都不能讨好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没有选择抗争，反而选择了逃避，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但是他的离开并不能解决问题，芦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芦沟桥事变后，十月二日和三日，宋哲元接连接到蒋中正的两封电报：“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让宋哲元的心里直犯嘀咕，以他的经验来看，华北中日两军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这次的芦沟桥事变虽然发生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但是此时的正如沈修文所说的那样，还报着侥幸心理，认为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这一切让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
同时，蒋中正积极地调兵遣将，更让感到疑虑，虽然蒋中正调来的孙连仲和庞炳勋两部部归他节制，这两支部队也是西北军。但是早在中原大战时期，孙连仲就明确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同样庞炳勋也在最后关头临阵倒戈，这两个在宋哲元眼中的背叛者，他并不信任。说不定就是趁此机会来夺权的。还在赶往天津路上的宋哲元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住自己能在华北继续统治，为了保住二十九军这支维持统治的军队，和日本人只能和，不能战。
十月四日晚，宋哲元秘密返回天津，一到天津他就接到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当他听说霓虹军主动提出协商解决，并且已经签订了停战三项协定，顿时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他只能和，不能战的初衷。同时，立即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召开军政会议。
会上，鉴于霓虹军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有限，包括主管军事训练团的副军长佟麟阁在内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霓虹军，在霓虹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这样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霓虹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为此，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二十九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霓虹军发起攻击。
下面的反应显然跟宋哲元的想法背道而驰，他把目光注视到了一言未发的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的身上：“尽忱，你怎么看？”
西北军在冯玉祥创建以来，一直是以家长制管理，曾经的冯玉祥一向以家长自诩，对待下属动辄打骂、罚跪，就连对待他的副手兼把兄弟鹿仲麟也不例外，这也是造成冯玉祥后来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不过，张自忠却是一个异类，他一向把忠义看的很重。当年中原大战，明知败局已定，但是他还是断然拒绝蒋中正高官厚禄，依旧为冯玉祥卖命。
当年宋哲元出面改编西北军残军，组建二十九军时，手下几名师长，张自忠的势力是最大的，而且现在正在北平和日本人对峙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又是张自忠的老部下兼好友，所以在二十九军中除了他宋明轩，张自忠的威信要超过秦德纯和佟麟阁两位副军长。所以张自忠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此时的宋哲元很希望张自忠能站出来支持自己。
张自忠很明白宋哲元的意思，他也知道要想保全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的唯一力量，只能和不能战。其实，在开战前冯治安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当时张自忠也是主张给日本人一个教训。但是此时面对宋哲元的目光，从小扎根在他心中的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使得他在稍稍考虑后，低沉地说道：“军座，您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只要您做出决定，我张自忠绝对服从并且拥护。”
宋哲元闻言顿时大喜，连忙道：“好，好，好。尽忱，果然深明大义。”接着，扫视了一圈，清了清喉咙道：“目前的局势已经到了我们二十九军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大家都赞成打，但是我现在要问问大家，怎么个打法？如何打？虽然目前我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大家别忘了，在东北和朝鲜还有霓虹军的几十万大军。淞沪大战我们七十万人尚不能挡住霓虹军的三十万人马，南京战役十万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更是不到一个星期就前线溃退。一旦事态演变成华中的局势，我们二十九军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们要好好想想，打起来到底对谁有利？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唯独对我们二十九军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打，只能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华北地区的和平，才能保全我们二十九军十万将士的生命。”
宋哲元这席话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些原本主战的将领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则一脸的迷茫。主战态度最强烈的副军长佟麟阁和副参谋长张克侠则瞪大了眼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中正“拔刀相见”，蒋中正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中正的政治伎俩，所有的地方势力的人心中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中正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中正为一件事会记上十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民国二十四年蒋中正找了个借口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霓虹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中正、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三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民国二十五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但是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霓虹军更加变本加厉，几乎天天找他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而南京政府已经公然宣称要抗战到底，绝不跟霓虹军妥协。在两面都不能讨好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没有选择抗争，反而选择了逃避，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但是他的离开并不能解决问题，芦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芦沟桥事变后，十月二日和三日，宋哲元接连接到蒋中正的两封电报：“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让宋哲元的心里直犯嘀咕，以他的经验来看，华北中日两军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这次的芦沟桥事变虽然发生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但是此时的正如沈修文所说的那样，还报着侥幸心理，认为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这一切让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
同时，蒋中正积极地调兵遣将，更让感到疑虑，虽然蒋中正调来的孙连仲和庞炳勋两部部归他节制，这两支部队也是西北军。但是早在中原大战时期，孙连仲就明确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同样庞炳勋也在最后关头临阵倒戈，这两个在宋哲元眼中的背叛者，他并不信任。说不定就是趁此机会来夺权的。还在赶往天津路上的宋哲元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住自己能在华北继续统治，为了保住二十九军这支维持统治的军队，和日本人只能和，不能战。
十月四日晚，宋哲元秘密返回天津，一到天津他就接到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当他听说霓虹军主动提出协商解决，并且已经签订了停战三项协定，顿时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他只能和，不能战的初衷。同时，立即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召开军政会议。
会上，鉴于霓虹军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有限，包括主管军事训练团的副军长佟麟阁在内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霓虹军，在霓虹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这样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霓虹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为此，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二十九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霓虹军发起攻击。
下面的反应显然跟宋哲元的想法背道而驰，他把目光注视到了一言未发的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的身上：“尽忱，你怎么看？”
西北军在冯玉祥创建以来，一直是以家长制管理，曾经的冯玉祥一向以家长自诩，对待下属动辄打骂、罚跪，就连对待他的副手兼把兄弟鹿仲麟也不例外，这也是造成冯玉祥后来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不过，张自忠却是一个异类，他一向把忠义看的很重。当年中原大战，明知败局已定，但是他还是断然拒绝蒋中正高官厚禄，依旧为冯玉祥卖命。
当年宋哲元出面改编西北军残军，组建二十九军时，手下几名师长，张自忠的势力是最大的，而且现在正在北平和日本人对峙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又是张自忠的老部下兼好友，所以在二十九军中除了他宋明轩，张自忠的威信要超过秦德纯和佟麟阁两位副军长。所以张自忠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此时的宋哲元很希望张自忠能站出来支持自己。
张自忠很明白宋哲元的意思，他也知道要想保全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的唯一力量，只能和不能战。其实，在开战前冯治安曾征求过他的意见，当时张自忠也是主张给日本人一个教训。但是此时面对宋哲元的目光，从小扎根在他心中的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使得他在稍稍考虑后，低沉地说道：“军座，您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只要您做出决定，我张自忠绝对服从并且拥护。”
宋哲元闻言顿时大喜，连忙道：“好，好，好。尽忱，果然深明大义。”接着，扫视了一圈，清了清喉咙道：“目前的局势已经到了我们二十九军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大家都赞成打，但是我现在要问问大家，怎么个打法？如何打？虽然目前我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大家别忘了，在东北和朝鲜还有霓虹军的几十万大军。淞沪大战我们七十万人尚不能挡住霓虹军的三十万人马，南京战役十万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更是不到一个星期就前线溃退。一旦事态演变成华中的局势，我们二十九军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们要好好想想，打起来到底对谁有利？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唯独对我们二十九军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打，只能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华北地区的和平，才能保全我们二十九军十万将士的生命。”
宋哲元这席话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些原本主战的将领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则一脸的迷茫。主战态度最强烈的副军长佟麟阁和副参谋长张克侠则瞪大了眼睛，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