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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十五岁便可获秀才，这已经很久都没有发生过了，这“三公子”的称呼便是从几个月前刚开始喊的。至于“三大人”是因为谭钟麟的赐书堂有株铁树，谭钟麟调任陕甘总督的时候开过一次花，已应过祥瑞之兆；这次谭延闿以少小之年入了府学，铁树又开了花，应该是前程无量，所以对他又改称“三大人”，这也是因为谭延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几乎当了半个闽浙总督，别人对他就更加敬服了。
谭延闿的母亲虽然为谭钟麟育有三个儿子，但是谭钟麟本身便是晚清的显贵，旧的礼教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连所生子女已由嫡庶之分：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小妾，则只能够在杂厅中用餐。谭延闿的母亲因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长期未能够取得与其父同桌而食的权力，谭延闿以十五岁的年龄中得秀才，比他的两个哥哥要早的多，所以在谭延闿回到福州后，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这显然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这对谭延闿来说也是极大的震动，毕竟现在在这具身体中的“人”，是从百年以后的中国穿越而来的冯文郁，他早就听说过所谓的“礼法”，却没有想到居然这么严格。
现在谭延闿“长本事”了，手中的这两个产业戒毒丸的效益用脚丫子也可以想到——中国有多少人吸食鸦片，就有多少人来买戒毒丸；就是现在的《强学文摘》，每月三千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令家族内部的一些人眼红。谭钟麟心中自然明白家里面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他更明白谭延闿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不想儿子因为家中琐事而绊住手脚，分散心神，干脆就不顾家族中任何人的想法把这两个产业划到谭延闿名下——将来等他有一天故去了，谭延闿就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没有他的保护，这个家族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至于那谭延闿的两个兄长，孩子都快和谭延闿一样大了，居然连个举人都不是，则能承担他这个朝中显贵的基业？！
谭延闿深知他们谭家的根不是在福建，健民药业虽然在福州成立，但是这不是一个最佳的地点，故他派遣舅父回到湖南，从湖南长沙购置了一片地皮营建厂房——这健民药业的根基应该在湖南，那里才是他的天下。
在天下最显贵的四个总督都向谭延闿订下戒毒丸的订单之后，戒毒丸开始大量生产，湖南健民药业总共雇用了三百人，而福州规模虽然小点，但也有一百多人在赶工。一个疗程的戒毒丸为十五颗，成本在八分银子，出售给四个总督的价格是一两三分银子；闽浙两省订购价格为一两；非官方订单每颗为一两半银子，所有的戒毒丸交割必须在健民药业内完成，一概不负责运货，各地总督必须派兵员押送回原地——这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帮会组织对健民药业构成威胁。
对于这样的安排，四位总督都没有任何异议——谭钟麟给出的价格并不黑，他完全可以把戒毒丸卖得更高价，相对于一个鸦片鬼只需要一个疗程的戒毒丸，总共才一两多银子，这很划算，再说他们也不是自己来卖，除了必要的免费戒毒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各地的药房来出售，谭钟麟的出价隐隐规定了“批发价”和“零售价”。
不过在订单上便可以看出四个总督的高下——张之洞和李翰章最多，先期给付十万两白银的预付款；刘坤一次之也有八万两；最少的便是最有钱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才五万两。谭钟麟近水楼台先得月，闽浙两省也是鸦片的重灾区，比他湖南老家还要严重的多，闽浙总督府一次便订下了十五万两的订单，闽浙两省各县或是从县衙开支中支出，或是纠集当地富绅捐献，必须保证至少建立一个戒毒所，如杭州、福州、金华等重要城市，必须有四个戒毒所，争取在一年之内戒除毒瘾十万人。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戒毒行动，比之五十年前在中国广东虎门销烟不同，两者各走极端，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一次中国官员的做法远比五十年前的林则徐更有策略，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戒毒行动带来的不会是战争，而是使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古国真正摆脱鸦片困扰……”——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henriborel。
“传闻中国的俾斯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能够有效戒除鸦片毒瘾的戒毒丸所下的订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五个总督订单中最少的……”——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米勒。
…………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戒毒丸”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以前外国想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联系起来的词汇是“鸦片”。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戒毒丸的发明者谭延闿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着戒毒丸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在数十年之后，人们评价谭延闿先生的时候，其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其功过从未有过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谭延闿在中国戒毒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第一位戒毒英雄林则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后人所称道……”——沈静，《逝去的岁月》，强学书社，1932年出版。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强学文摘》，1892年（光绪十八年）六月，谭延闿。
…………
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托马斯的尖刻报到，被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有些脸上难堪，在七月份的时候，直隶总督府追加了五万两白银的戒毒丸采购费用。李鸿章虽然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对戒毒丸采购并没有他的大哥这么积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强学书社，在八月份的时候便派人送上了五千两白银来资助《强学文摘》的发行，并且邀请谭延闿在天津建立强学书社分社。为了能够使《强学文摘》尽快的做到和福州发行时间相近，李鸿章还安排当时执掌中国电报业的部下盛宣怀，无论是使用电报、轮船等尽量提供方便，建立分社和在天津进行出版《强学文摘》，这些都是李鸿章利用直隶总督的职权之便提供的，不过那五千两白银却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
《强学文摘》早就做到了盈利，李鸿章捐不捐钱都无关紧要，不过在谭延闿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姿态，或者自己在李鸿章眼中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忽视站在自己背后的谭钟麟。不过这次谭延闿却是想错了，李鸿章在意的人正是他自己，没过多久李鸿章甚至还写来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北上来在直隶地区建立戒毒丸生产作坊，这让谭延闿感到非常惊奇。
尽管谭延闿并不缺少这些金钱来支持强学书社，但是他也没有拒绝李鸿章——在后世的时候，冯文郁记得有传闻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看到康有为的一些言论后对其非常感兴趣，并且派人为康有为等人组建的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康有为等人不屑接受李鸿章这个“卖国贼”的金钱，所以退回金钱还言语刻薄的讽刺了一番，正因如此，李鸿章暗中搞垮了强学会。
竟十五岁便可获秀才，这已经很久都没有发生过了，这“三公子”的称呼便是从几个月前刚开始喊的。至于“三大人”是因为谭钟麟的赐书堂有株铁树，谭钟麟调任陕甘总督的时候开过一次花，已应过祥瑞之兆；这次谭延闿以少小之年入了府学，铁树又开了花，应该是前程无量，所以对他又改称“三大人”，这也是因为谭延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几乎当了半个闽浙总督，别人对他就更加敬服了。
谭延闿的母亲虽然为谭钟麟育有三个儿子，但是谭钟麟本身便是晚清的显贵，旧的礼教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连所生子女已由嫡庶之分：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小妾，则只能够在杂厅中用餐。谭延闿的母亲因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长期未能够取得与其父同桌而食的权力，谭延闿以十五岁的年龄中得秀才，比他的两个哥哥要早的多，所以在谭延闿回到福州后，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这显然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这对谭延闿来说也是极大的震动，毕竟现在在这具身体中的“人”，是从百年以后的中国穿越而来的冯文郁，他早就听说过所谓的“礼法”，却没有想到居然这么严格。
现在谭延闿“长本事”了，手中的这两个产业戒毒丸的效益用脚丫子也可以想到——中国有多少人吸食鸦片，就有多少人来买戒毒丸；就是现在的《强学文摘》，每月三千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令家族内部的一些人眼红。谭钟麟心中自然明白家里面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他更明白谭延闿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不想儿子因为家中琐事而绊住手脚，分散心神，干脆就不顾家族中任何人的想法把这两个产业划到谭延闿名下——将来等他有一天故去了，谭延闿就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没有他的保护，这个家族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至于那谭延闿的两个兄长，孩子都快和谭延闿一样大了，居然连个举人都不是，则能承担他这个朝中显贵的基业？！
谭延闿深知他们谭家的根不是在福建，健民药业虽然在福州成立，但是这不是一个最佳的地点，故他派遣舅父回到湖南，从湖南长沙购置了一片地皮营建厂房——这健民药业的根基应该在湖南，那里才是他的天下。
在天下最显贵的四个总督都向谭延闿订下戒毒丸的订单之后，戒毒丸开始大量生产，湖南健民药业总共雇用了三百人，而福州规模虽然小点，但也有一百多人在赶工。一个疗程的戒毒丸为十五颗，成本在八分银子，出售给四个总督的价格是一两三分银子；闽浙两省订购价格为一两；非官方订单每颗为一两半银子，所有的戒毒丸交割必须在健民药业内完成，一概不负责运货，各地总督必须派兵员押送回原地——这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帮会组织对健民药业构成威胁。
对于这样的安排，四位总督都没有任何异议——谭钟麟给出的价格并不黑，他完全可以把戒毒丸卖得更高价，相对于一个鸦片鬼只需要一个疗程的戒毒丸，总共才一两多银子，这很划算，再说他们也不是自己来卖，除了必要的免费戒毒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各地的药房来出售，谭钟麟的出价隐隐规定了“批发价”和“零售价”。
不过在订单上便可以看出四个总督的高下——张之洞和李翰章最多，先期给付十万两白银的预付款；刘坤一次之也有八万两；最少的便是最有钱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才五万两。谭钟麟近水楼台先得月，闽浙两省也是鸦片的重灾区，比他湖南老家还要严重的多，闽浙总督府一次便订下了十五万两的订单，闽浙两省各县或是从县衙开支中支出，或是纠集当地富绅捐献，必须保证至少建立一个戒毒所，如杭州、福州、金华等重要城市，必须有四个戒毒所，争取在一年之内戒除毒瘾十万人。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戒毒行动，比之五十年前在中国广东虎门销烟不同，两者各走极端，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一次中国官员的做法远比五十年前的林则徐更有策略，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戒毒行动带来的不会是战争，而是使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古国真正摆脱鸦片困扰……”——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henriborel。
“传闻中国的俾斯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对能够有效戒除鸦片毒瘾的戒毒丸所下的订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五个总督订单中最少的……”——美国《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托马斯·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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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戒毒丸”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以前外国想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联系起来的词汇是“鸦片”。谁也没有想到，就是戒毒丸的发明者谭延闿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也随着戒毒丸而第一次被外界所熟知。在数十年之后，人们评价谭延闿先生的时候，其复杂的历史经历使其功过从未有过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谭延闿在中国戒毒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第一位戒毒英雄林则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后人所称道……”——沈静，《逝去的岁月》，强学书社，1932年出版。
“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强学文摘》，1892年（光绪十八年）六月，谭延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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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托马斯的尖刻报到，被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有些脸上难堪，在七月份的时候，直隶总督府追加了五万两白银的戒毒丸采购费用。李鸿章虽然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对戒毒丸采购并没有他的大哥这么积极，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强学书社，在八月份的时候便派人送上了五千两白银来资助《强学文摘》的发行，并且邀请谭延闿在天津建立强学书社分社。为了能够使《强学文摘》尽快的做到和福州发行时间相近，李鸿章还安排当时执掌中国电报业的部下盛宣怀，无论是使用电报、轮船等尽量提供方便，建立分社和在天津进行出版《强学文摘》，这些都是李鸿章利用直隶总督的职权之便提供的，不过那五千两白银却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
《强学文摘》早就做到了盈利，李鸿章捐不捐钱都无关紧要，不过在谭延闿看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姿态，或者自己在李鸿章眼中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忽视站在自己背后的谭钟麟。不过这次谭延闿却是想错了，李鸿章在意的人正是他自己，没过多久李鸿章甚至还写来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北上来在直隶地区建立戒毒丸生产作坊，这让谭延闿感到非常惊奇。
尽管谭延闿并不缺少这些金钱来支持强学书社，但是他也没有拒绝李鸿章——在后世的时候，冯文郁记得有传闻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看到康有为的一些言论后对其非常感兴趣，并且派人为康有为等人组建的强学会捐了五千两银子，康有为等人不屑接受李鸿章这个“卖国贼”的金钱，所以退回金钱还言语刻薄的讽刺了一番，正因如此，李鸿章暗中搞垮了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