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书吧 www.liujiubook.com,碧血剑(下卷)(新修版)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8]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9]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0]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11]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12]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13]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14]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15]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1]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 York.
[2]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3]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 G.da Gruz, 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 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5]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6]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7]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8]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9]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1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11]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12]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13]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V立倾... -->>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8]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9]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0]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11]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12]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13]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14]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15]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1]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 York.
[2]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3]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 G.da Gruz, 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 S.J.t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249.
[5]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6]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7]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8]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9]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1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11]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12]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13]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V立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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